国家法人说的法学遗产可以粗略例举如下。

三、辛亥革命只生民主共和之名，未生民主共和之心，并没有产生共信共守之理我们通常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同时对共信共守宪法之理的培养及宪政的实现要有信心。

一是因为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多元力量的形成是先要有宪政理念，要有宪政理念作为基础的。清廷计划经过9年筹备，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立宪救国论的结合，……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其实，辛亥革命反的是专制，而不是封建。制定约法的人不相信约法，制定宪法的人不遵守宪法，拥有实力的政府和政党都不信仰并遵守宪法，宪法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遵守宪法没有成为一种信仰和习惯，反而崇尚革命和暴力，这样宪政怎么能够得以实现呢？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

显然，专制与封建是相互对立的，秦王朝以后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是一种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社会。[3]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没有产生宪政，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既没有各种相互抗衡的外力，又没有共信共守的精神力量即内力。如前所述，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通常都是在法律上（乃至在道德上）不具可指责性的行为，如果由机动车辆尾气排放造成空气污染而损害了道路邻近居民健康，就溯及既往地断定并不违规的开车行为是违法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混淆。

二审法院就B厂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环境保护法》向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要求进行法律解释。[13]而已有研究指出，[14]就违法性要件而言，被侵害的利益与管制规范的违反之间并不当然存在对应关系。[69]已有研究表明，[70]侵权法并不适合用于救济那些剩余风险的受害人，通过诸如行政补偿、社会保险、受害人补偿基金等非私法的途径对事故受害者进行救济，比侵权法途径更有效率。从合规情节得到考虑的具体方式来看，前述案例中被诉行为的合规情节，在被告那里更多是主张自己合法性的理由。

这里需要澄清一种流行的误解：国内许多学者似乎认为，在环境侵权领域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已经成为各国立法通例。国内对环境损害救济的相关研究，请看：竺效：生态损害的社会化填补法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一般认为授权规范也属于任意性规范。一般侵权领域，行为人只要善尽注意、不做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一般而言就不会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本文选择从合规能否成为特殊侵权领域里的抗辩事由着手进行相关的权衡。因为在侵权法体系中，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并非在整个行业分摊，而总是落到具体的个别的企业头上。

与此观点针锋相对的，可参见：王明远：环境侵权的概念与特征辨析，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George P.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Synthesis in Tort Theory, 2 Journal of Law and Philosophy 63-88, （1983）p69.[69]Richard B. Stewart, Regulatory Compliance Preclusion of Tort Liability: Limiting the Dual Track System, 88 Geo. L.J. 2167 (1999-2000) 应该指出，我的立场与Stewart教授稍有不同：我并不认为在剩余风险范围里的事故，只要加害人尽到了包括风险信息披露在内的规制要求，就全部都应当免除加害者的侵权责任。但是，考虑到，这种情形的受害人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如国家赔偿、意外损害补偿基金）获得补偿，许可生产者免责将显然违背产品责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就具体应用而言，真的只考虑加害行为、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而完全不考虑包括合规情节在内的其他任何因素的话，以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为代表的特殊侵权责任就会成为所谓的绝对责任了。

而环保局复函未明言却明显的假定是：公法与私法是截然两分不可混淆的。而法院认定被诉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或被告未能证明其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所有案件，均判决被告负赔偿责任（详见附录一）。

而这，就与前述X案中环保局复函中有关排污是否达标不影响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解释不一致。也有应当考虑过错要件的过错责任，如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所有人承担过错责任（第74条）。

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行为人不得以合规（合乎行政法规范）为由对特殊民事侵权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提出抗辩。遗憾的只是，容忍限度论对相关考量因素的类型化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从本文关注的加害行为合规这一情节来看，虽然已经明确应该将之作为考虑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考量因素之一，却并无更细致的区分与专门的研究。案例3 [34]法院判称：被上诉人重庆市綦和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在一审中已举示了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特种设备使用证证实其生产所使用的DZH4-1.25-AⅡ锅炉系水风除尘过滤式环保型锅炉以及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证实其生产的胶合板符合GB/T17656-2008标准要求、生产所用的化工原料脲醛胶符合GB/T14732-2006标准要求，均不会产生煤气烟尘及污染周围环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昌尤等13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符合状态规范的情况下，一般不存在权益侵害发生的可能。[62]例如，在例如，曾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议论的肖志军案，肖志军拒绝签字同意施行手术，医生们竟然坐视其难产女友在医院死去。禁令型行政规范又可根据其规制的直接目的和内容分为两类。

——这意味着，采取本文的立场，并不要求推翻前述环境损害个案中的法院判决，而只是反对对该案判决所立基的考量因素采取过于宽泛的一般化的解释。[51]即著名的四日市判决。

(《侵权责任法》59条已经修补了这一规范)[63]如前述日本公害法案例4的判决。而符合行为规范的行为，仍可能造成不符合状态规范的结果。

而且，容忍限度论不止在原则上通过坚持在利益平衡中追求公平和正义而为自己提供了正当性，还在不同个案中给予加害行为合规这一情节不同的权重，从而避免了另种极端立场（即凡合规行为均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立场）。因此，被告证明其排污达标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

不可否认，对于特殊侵权领域里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合规情节的问题，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被有些研究者称为[36]法秩序内的逻辑分裂和法律规范的不自洽的立场的不一致。因此，裁判实务中并不许可生产者主张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而要求免责。[34] (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3407号。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承认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假定，即状态规范足以保护公众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

遵循指令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加害人在法律上有遵循指令的义务而无作其他选择的可能，要求其自己承担侵权责任，显失公正。不具备此种资格条件，将显著增加行为发生危害的可能。

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上不法侵害的结果，而是合规行为无法避免的伴随物。达到排放要求并非不再对环境造成污染，也并非不承担污染环境赔偿责任的法定理由。

[39]但是，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调查的13个欧洲国家在基于相邻权提起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广泛地应用着过错责任。在认定侵权责任时，合规情节是一个并非决定性的考虑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说合规行为可以一律免除侵权责任。

显然接受了环保局复函的立场。当时，AB两厂（本案被告）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经国家批准在X湖边设立，投产，并开始向X湖排污。（二）合规致害的具体类型如果说通过高超的法解释技艺，将一般规则妥切地应用于具体情形以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官的任务的话。[64]3.符合附条件授权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指令和禁令都是强制性规范。

所以，在侵权责任认定中，有理由给予这类直接以保护他人人身安全身体健康为目的的状态规范更大的份量。[25]对此，不少人主张，企业可以通过给产品加价而将其承担的污染赔偿责任分散到其用户头上。

[27]理论上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即：不同于一般侵权领域，合规致害的多数情形中，加害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无法被行为人事先预见因而无法在事先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的，这一现实不会因行为人注意程度提高而改变，因而根本不可能通过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预防这类风险的发生。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判决书全文项下用污染损害检索标题得到91条记录，用达标排放检索结果正文，得到6条记录详（见附录二），其中有3份判决其实是因同一被告同一污染行为引发、并由同一法院判决的。

反过来，我们对健康、清洁、适宜环境的需要也必然与我们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的需要（必然伴随着企业排污）发生冲突。日本的司法判例，不仅仅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振动、电波伤害等公害领域、而且在日照和通风阻碍、眺望和景观阻碍[49]等一般民事侵权（相邻权）领域，均有适用忍受限度论的案例。